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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是以循環利用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質量為物質基礎，以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為行為準則，遵循生態規律，滿足人類物質需求的一種嶄新的經濟形態。發展循環經濟是黨中央、國務院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從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實踐來看：如此重大的可持續發展課題，在概念上，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統一定論；在體制上，還沒有形成“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管理體制，更多的是政出多門，企業難于適從；在機制上，推行循環經濟與不推行循環經濟還沒有形成利益差別化的選擇機制。因此必須加快《循環經濟法》立法步伐，將發展循環經濟納入法制化建設的軌道。

　　一、加快《循環經濟法》立法的理由（一）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和環境矛盾亟待緩解

　　十一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機遇時期。大量的研究資料表明：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導致的資源和環境問題更加嚴峻。2005年我國成為第一煤炭消費大國和第二石油、電力消費大國，消耗世界當年總量近50％的水泥、35％的鐵礦石、20％的氧化鋁和銅，但創造的GDP卻僅占世界的4％。現有荒漠化土地面積占國土面積27.9％，每年仍在增加1萬多平方公里。全國主要污染物如化學耗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別超過水環境和大氣環境容量的60％和80％。

　　21世紀頭20年是我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矛盾最為凸顯的關鍵時期。預測研究表明，2010年，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有21種可以保證需求；2020年，可以保證需求的礦產僅為9種。鐵、錳、銅、鋁、鉀鹽等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礦石將嚴重短缺。到201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57％，鐵礦石、銅、鋁將分別達到57％、70％、80％。到2020年，石油進口量將超過5億噸，對外依存度達70％。2020年我國GDP將實現翻兩番的目標，如果沿襲傳統的線性經濟增長模式，按目前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負荷將增加4~5倍，國家環境安全和經濟安全將面臨嚴峻挑戰。因此，必須加快《循環經濟法》立法，盡快運用法律的手段，以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準則來規范社會經濟行為，以緩解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和環境矛盾。

　　（二）發展循環經濟的體制機制亟待建立和規范發展循環經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水平的有效途徑。正因為如此，全國各地都普遍表現出發展循環經濟的緊迫性和積極性。但是，到目前為止，循環經濟的概念和解釋竟多達幾十個，始終沒有一個準確而又權威的循環經濟的概念和解釋。政府各部門也都行動起來，你搞清潔生產，我搞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他搞循環經濟。“千條政務線，來穿企業一根針”，政出多門，企業難以適從。實際上，無論是清潔生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還是循環經濟，它們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系，這個聯系的脈就是可持續發展。說到底，它們都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在不同層面上的實現形式。清潔生產、循環經濟是對傳統生產方式和傳統經濟的一種顛覆。用清潔生產的思維和方法來組織清潔生產，用循環經濟的思維和方法來發展循環經濟，建立“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科學規范、統籌高效、專業化的發展循環經濟的體制機制，已經成為科學發展的歷史呼喚。

　　（三）企業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亟待轉變在全球化市場條件下，企業競爭熱點也由傳統的質量、價格和服務競爭向現代資源和環境競爭的熱點轉移。面對資源使用成本和環境管理成本的不斷提高，企業必須建立起以創新發展為核心的安全發展、節約發展和清潔發展體系，才能不斷提高參與全球化市場的競爭能力。擯棄傳統的生產方式，用循環經濟的思想指導企業建設，在企業內部實施追求資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污染物產生和排放量最小化目標的清潔生產，在企業與企業間不斷尋找高效利用資源的集成共享、關聯共生、耦合代謝為特征的經濟增長點是企業亟須解決好的成長課題，這正是《循環經濟法》所要協調規范的內容。

　　（四）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亟待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理論課題和實踐課題。在我國保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建設滯后的問題十分突出。從國際社會看，日本是世界上循環經濟立法最為完善的國家。為了建立循環社會，日本立法機構在2000年前后頒布了6項新的重要法律。形成了基本法、綜合性法律和專項性法規相結合的日本循環社會建設的法律體系。我國在2002年6月29日頒布了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預防污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從建立和完善保障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的角度講，我國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立法工作才剛剛開始，因此，亟須加快《循環經濟法》的立法，以帶動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法律體系的立法建設。

　　二、加大《循環經濟法》立法工作力度，提高立法質量

　　加快立法和立好法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我們要總結以往立法工作的經驗，加大《循環經濟法》立法工作力度，提高立法質量。

　　（一）《循環經濟法》的制訂要正確處理好發展循環經濟的幾個主要關系1.要統籌安排好法定主管部門和協管部門的關系，形成有專業部門牽頭，協管部門參加的“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循環經濟協同促進的工作體制，力避你搞標準，我搞體系的政出多門現象。

　　2.把發展循環經濟的市場驅動和政府推動有機地結合起來，使循環經濟工作有法可依、有帳可算，力避循環經濟的“不經濟現象”。

　　3.把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和企業的主體作用結合起來，形成政府激勵推動，企業自覺行動的上下和諧聯動的發展循環經濟的機制，力避手段目的化、部門利益化、發展循環經濟工作形式化、表面化現象。

　　4.把發展循環經濟的獎勵與懲罰結合起來。通過配套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政策的導向，對污染嚴重的企業給予停產關閉等重罰；對消耗高、效率低的落后工藝和設備實行強制淘汰；對國家鼓勵發展循環經濟項目給予稅收優惠、政策傾斜和專項資金支持，力避循環經濟的大鍋飯現象。

　　（二）《循環經濟法》要凸顯發展循環經濟的建設重點

　　《循環經濟法》要凸顯發展循環經濟的建設重點，要遵循產品開發側重綠色設計、企業生產側重綠色制造、工業園區側重集成共享和社會層面側重回收利用的生態化建設導向。

　　1.產品開發側重綠色設計。一方面優化設計方案，達到投入資源總量最小化、種類數和有毒有害物最少化。另一方面重點關注可回收、可維護、可拆卸、可再造等環境設計目標，達到產品全生命周期內的環境負面影響最小化、資源利用率和再用率最大化的目的。產品開發要逐漸向生態化、小型化、輕便化和集成化方向發展。

　　2.企業生產側重綠色制造。產品環節盡可能考慮材料使用少、對人及環境無害或少害、生產和使用過程低(零)排放、易回收和再資源化等相關問題；生產環節盡可能考慮降低資源消耗、實現水和能源的梯次利用、建立以副產品為投入品的產業共生鏈、使用清潔能源或可更新能源等相關問題；選用原料盡可能考慮環境友好、低(無)毒性、可回收和再資源化等相關問題；車間布局盡可能考慮具有安全、健康、環保和高效等相關問題；生產工藝盡可能考慮采用“五高五低”（高科技、高效益、高效率、高規模、高循環；低成本、低消耗、低（零）排放、低（零）污染、低（無）毒性）特征的工藝，對工藝環節產生的副產品和廢棄物進行合理處理和再利用，以實現排放和廢棄減量化；商品包裝盡可能考慮滿足減量化、可回收再用、可循環再生、可降解處理的無公害綠色包裝等問題。

　　3.工業園區建設側重集成共享。工業園區建設側重集成管理。貫徹建設物資集成利用系統、水資源集成系統、能源供給集成系統、共享信息集成系統、配套設施集成系統、技術研發集成系統等六大系統的工作思路。重點是：工業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要具有集成性、耐久性、高效性、經濟性和易維護的特點。道路設施要最小化能源使用和最大化時間利用效率。水和能源等基礎資源供給、固體廢棄物和各種排放的綜合處理要具有專業化和規模化效應。工業園區應將資源綜合利用、園區景觀生態規劃、園區集成管理和公共資源共享等融為一體，以最小化的資源使用達到最優化的服務質量。同時，園區應積極發展副產品交換、水和能源的梯次利用、信息共享、物流服務和高端技術的集成研發，推動園區內企業以副產品再用為主線的產業共生鏈的低成本建設。

　　4.社會層面的回收利用。積極吸引具有規模效益的專業化廢棄產品回收處理的企業，開展產品降級再用、廢棄產品拆卸、零部件再造、材料再生、微生物降解等再資源化和環境凈化的工作；按照“誰生產誰負責回收”的原則，突出在回收環節原企業“生產者負責制”延伸責任制度的主體地位，生產商可以采用將回收處理業務外包給回收商代理執行等靈活多樣的組織形式，建立有效的逆向回收物流鏈，同時正確處理好政府、生產商、銷售商、消費者和回收商之間的利益互動關系。

　　綜上所述，希望加快《循環經濟法》的立法工作，為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