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環保與發展的矛盾逐漸登上了前臺。在不遠的將來，這對矛盾的尖銳程度很可能不亞于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等其他社會矛盾，甚至有可能不亞于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等其他社會矛盾，甚至有可能躍居首位，其他矛盾和問題也很可能會以此為突破口，所以，這是一個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
中國有很多偽環保人士
為了解決環境與發展的矛盾，可不可以把發展目標減下來，為環境讓路呢？理論上是可以的，一些人口頭上也這么說，但實際上這樣做確是非常困難的。這是由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所決定的。雖然中國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但大多數人尚未能夠過上一個物質方面基本舒適與體面的生活，用經濟學的術語說，發展的邊際效益仍就非常之高。所以，在實際上，無論是環保主意者，還是同情環保的大眾，很少有人愿意降低自己個人的消費要求來保護環境的，甚至那些生活水平已經比較高的倡導環保的人士，都很少愿意犧牲一下自己的炫耀性消費部分——他們還仍舊沉浸在剛剛開始享受物質豐裕的喜悅之中。然而，這種對于發展的強烈要求，現在卻時時與超越中國乃至人類現實科技能力的絕對環保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
譬如，目前流傳所謂國外化工項目與居民區的距離都在70或100公里以上的說法就是這種絕對環保要求的例子之一。實際上，在歐、美、日、韓等國，化工、石化工業區與居民距離不超過一公里的并不少見，十公里以內的比比皆是。我們可以看一看互聯網上的衛星照片，通過衛星親眼看一下，比如美國，這個國土面積與中國差不多，人口密度卻比中國低得多的超級大國，它的化工聯合體與居民區的距離有多近，就會知道這種說法是荒唐的。事實上，美國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地區的兩個巨型石化聯合體和居民區都是零距離接觸。歐洲與日本的人口密度更高，所以，它們的一些石化工業也是與人口高度密集區零距離接觸，或者說根本就是混在居民區當中。在這里絕不是說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石化工業區與居民零距離接觸，我們也要零距離接觸——他們建得早，我們建得晚，我們理應比他們做到更好。然而，我們不應該在這些事實面前信口開河，我們必須承認，人類目前尚無能力把所有的污染項目都建到月球上去。
除了發展的剛性需求之外，人類治理環境的歷史告訴我們，發展慢往往同時意味著惡劣的環境，沒有發展所帶來的巨大財富，以現代社會的人口密度，根本不可能把環境治理好。現在遭到詬病的所謂“先污染，后治理”的發達國家走過的路徑，固然有錯路和彎路，我們應該汲取教訓，但里面也有著另一些我們無法規避的硬規律。
中國可以為了環保而犧牲一定的發展速度，糾正地方政府的單一發展導向，但無法承受絕對環保的要求。在環保與發展之間取得一個合理的平衡，才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目前的這種不肯放棄享受發展的成果，卻同時要求絕對環保的心態，乃至有些時候的借題發揮，有可能使得環保與發展的矛盾變成一對撕裂中國的激烈矛盾，對此，我們不能光是回避，而是要對我們的國民解釋清楚中國所面臨的這樣一個現實處境。
國外對中國的某些要求無道義合理性，也無現實可行性
目前，發達國家當中有一部分人，打著人類的利益、中國的利益的旗號，實際上卻是為了自己繼續其污染地球而享受窮奢極欲的生活的目的，力圖把中國推向環境污染的被告席。國內也有著一種環保方面的逆向種族主義論調：什么“中國，一個污染了地球五千年的民族”、什么“溫室氣體排放將讓中國成為全人類的劊子手”，等等糊涂的說法，于環境保護沒有任何益處，只能是讓外人所乘，使得中國的處境更加艱難。
實際上，從道義上說，中國在環保的問題上不虧欠這個世界，中國虧欠的只是自己。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已經用中國溫室氣體人均排放量和人均歷史累計排放量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少得可憐的數據，充分揭露了發達國家在這個問題上譴責中國是毫無道理的。試問，在六個中國人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在一起都不及一個美國人的情況下，他們有什么權利指責中國？加拿大專欄作家戴爾在加拿大的《Embassy》雜志上發表文章《大家設身處地為中國想一想》承認：如果中國采取與發達國家同樣的減排措施，就在幾十年內實現不了，也可能是永遠實現不了多數人口的繁榮和安全；所以，發達國家必須自己努力減排，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留點空間。德國學者赫因斯·迪特里奇也說：“幾乎人類的一半將需要世界財富赫原料中屬于他們的部分，某些人必須對此讓步。也就是說，歐洲的生活水平不可能保持下去”。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回應那些譴責中國的外國人，以及那些糊涂的中國人。中國不能讓美國等發達國家用環保標準卡我們脖子，但我們自己根據國情要制定更嚴的標準，則是我們自己的事。中國應該聯合其他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無償轉移環保節能技術，發展中國家所承擔的環保義務，要與轉移過來的環保技術所能發揮的實際效能掛鉤。
然而，在當今的國際秩序中，如同所有問題一樣，環境資源得問題也不是完全通過道義呼吁就能解決的。歷史告訴我們：從來都是強國享受發展的成果，弱國負擔污染的后果。環境資源問題不但正在稱為國內的嚴峻矛盾，而且同樣可能稱為國際間的尖銳沖突。今后一段時間內，環保問題很可能成為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從外部赫內部打擊中國的一根非常重要的繩子，對此應當有充分的警惕。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外國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個人關于中國環保問題的發言和研究，以及對于中國各類環保事務的引導和參與。有些對中國是有用的，當然應該借鑒、采用；另一些則很可能旨在把中國永遠釘在貧窮落后的地位上，把環境資源讓給他們，以保證他們自己窮奢極欲的生活，決不可盲目跟隨他們，以為只要是講環保，就是正義的，就是我們好——有可能不是這么回事。在治理環保的順序上，必須以內部效應為優先，現階段的當務之急恐怕是飲用水和食品。至于外部效應，理應首先由已經并正在極為嚴重地污染地球地、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負責。
環境保護也需要愛國心
筆者在前面論述了絕對環保主張的不可行，以及某些外國人在指責中國污染環境時的偽善，并不等于說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就不存在問題。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一部分環境污染并不是為發展付出的代價，而是為某些人為錯誤和過度貪欲付出的代價。比如說，污染項目選址不按照科學而憑關系，各地區以鄰為壑等等，這在環境資源如此緊缺的中國尤其顯得令人不平。
中國環境治理問題，除了環境資源及科技水平等制約之外，中國人是否愛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說，環保是個人的事情，與愛國不愛國沒有關系。這就奇怪了：環保是個外部效應極大的問題，是個必須全國，乃至全世界作通盤考慮的問題，而不是以鄰為壑，只要自己家門口的污染項目遷走了，就什么都不用管了。要消除各地區以鄰為壑、搭便車的現象，還需要一個高效的中央政府，統籌整個國土的規劃、治理。用政府的力量關閉那些低技術、小規模的污染企業，強行實行產業升級。等待純粹市場的力量淘汰它們是根本等不及的。
中國的環境不好，則在中國居住的所有人都將承受后果，愛國是愛中國的環境的一個基本前提。同時，我們還要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相信我們自己的民族有完成超越其他民族的偉業的能力。中國的環境治理由于人地矛盾極端尖銳，難度比那些生存空間廣闊的國家高得多，如果能把中國的環境治理好，就是完成了超越其他民族的偉業。以中國的工業能力和技術潛力，只要我們熱愛自己的國家，能夠團結起來，那就在任何問題——包括環境問題上都可以立于不敗之地。（王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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