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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造價3776.70萬元的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建成使用僅7年，但當地政府決定4月爆破拆除，在原地新建一座商業高樓。 

　　其實，類似的建筑物“短命”十分普遍。一座本可使用50-100年的建筑，卻因種種原因被“一炸了之”，導致“報廢期”大大提前。在爆破聲中，許多正值“青壯年”的建筑物紛紛夭折，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又嚴重污染生態環境。 

　　有關專家表示，中國正在倡導建設“節約型社會”，要求善用社會資源、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類似“短命”建筑等隱性浪費現象同樣與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精神相悖，急需制度手段遏制它們的產生和泛濫。 

　　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應針對當前“短命”建筑無人負責、政府“埋單”的現狀，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只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遏止“短命”建筑現象的蔓延。同時，重大城市建設項目無論是新建還是拆改，都應組織專家嚴格論證，并廣泛征求民意。 

　　“短命”建筑物浪費驚人 
　　據稱，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綜合樓，1997年12月開工興建，2000年9月底交付使用，這幢22層98米的高樓總造價3776.70萬元。2007年12月，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整體搬遷，高樓便閑置起來。最近，一些工人和車輛進入醫院，開始對高樓和周邊的幾座建筑敲敲打打，巨大的玻璃外墻支離破碎，窗戶和門被拆卸下來運走。 

　　建成使用才7年的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綜合樓將于4月爆破拆除。消息一出，這幢22層98米的高樓立即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和熱議。一些市民責備政府沒有從長遠和科學來規劃，高樓的炸掉更不符合節約型社會的要求。而政府則希望市民理解，立足長遠辯證地看待地塊性質調整和高樓的爆破。相左的觀點也顯現出城市建設中急待解決的一些問題。 

　　其實，類似的建筑物“短命”已非個案。去年1月6日，設計壽命為100年，有“西湖第一高樓”之稱的22層67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教學主樓，在僅僅走過它生命歷程13年的時候被爆破拆除。 

　　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山東省青島大酒店總高62米，全部使用鋼筋混凝土建設，被爆破公司形容為“堅固得像碉堡一樣”。然而在不久前的一聲巨響中，這座曾經是青島市標志的“碉堡”在3秒鐘內爆破倒塌，未來將被三棟總面積8萬平方米的商務寫字樓取代。而此前不久，為修建地鐵樞紐，上海也剛剛拆掉了四平路和大連路口的一棟上世紀80年代的高層建筑。 

　　沒有人可以漠視中國城市建設中的一大“異象”：一則樓宇“成功實施定向爆破”的消息背后，幾乎都是一段建筑“短命”史。 

　　在日新月異的城市中穿行，不難發現：在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的同時，一處處我們曾經熟悉的地方在不經意間已悄然改變。 

　　以北京為例，沿東三環轉了一圈，發現沿途半數以上都是10年內的新建筑，稍微老舊一些的樓房墻上不少都畫著鮮紅的“拆”字。被稱為六朝古都的北京，除了一部分被列為文物古跡的重點建筑，上個世紀60年代的建筑已難覓蹤跡，70年代的建筑也所剩無幾，始建于1976年的前三門地區建筑群已列入政府拆遷計劃，很快就該輪上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房屋建筑了。 

　　如北京中體博物館從1990年建成使用，到出現承重鋼梁斷裂等重大安全隱患，滿打滿算也只有15年，離重要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需達100年的要求相差太遠。還有極端的例子，重慶市一幢名叫隆盛大廈的高層建筑，因為規劃改變，從交房到被拆僅有6個月時間。 

　　相對于“短命”的商業服務類建筑，民用住宅的壽命也短得可憐。據建設部統計，我國各類建筑物正以每年5億多平方米的規模劇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實際壽命僅僅30年，遠低于《民用建筑設計通則》的規定年限。最大原因正是大量的城市建筑被提前終結生命。 

　　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中已明確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到100年。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國相當多建筑的實際壽命與設計通則的要求相距甚遠。與歷史對比，史上存在時間短暫的隋朝所建造的趙州橋屹立于世1400多年至今至今依然巋然不倒，它帶給掌握現代建筑技術的現代中國人的啟示不可謂不深遠；與歐洲住宅平均壽命在80年以上相比，我國住宅的平均壽命卻不過三四十年。 

　　此外，處于露天環境下的橋梁耐久性更令人擔憂。目前在役的混凝土橋梁出現鋼筋銹蝕、混凝土開裂現象十分普遍。如國內最早建成的北京西直門立交橋因質量問題被迫拆除，使用期限不到19年。天津中環路上的眾多立交橋，在運行十余年以后，也陸續進行大修或部分更換。 

　　負責任的建筑專家們擔憂，“這是一個規劃爆炸、建設飛速的年代，還是一個建筑短命癥流行的時代。”因為規劃短視、設計缺陷、偷工減料，我國建筑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國標規定最低使用年限的60%。 

　　對此，著名土木工程專家、工程院院士陳肇元擔憂地說，建筑短命現象的后果相當嚴重，不僅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更對人類生存環境構成威脅。如不采取措施，我們可能會陷入永無休止的大建、大修、大拆與重建的怪圈之中。同時，“短命”建筑與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精神相悖，與科學發展觀嚴重背離。 

　　建筑物“短命”成因何在 
　　針對我國現代建筑提前20年或更長年限“報廢”現象，建筑專家指出：偷工減料、設計缺陷、規劃混亂，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許多建筑的真實寫照，提起“豆腐渣”這個名詞，人們不會首先想起豆類制品，而是劣質工程。樣板樓、優秀工程甚至國家級榮譽的“魯班獎”，都無一幸免地飄蕩著“豆腐渣”的影子。要是一建成即成危房也就罷了，可以按照程序追究責任，但更多的“豆腐渣”建筑卻是湊合著使用十幾二十年后才成危房，無從追究，嚴重損害了國家和百姓利益。 

　　以東北某省為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省只有有限的幾家設計和施工單位，而且都是國營的，那時的建筑無論在設計還是施工上都符合當時的法規和技術規范的要求，極少出現質量問題。進入90年代后，全省僅設計單位就有600多家，魚龍混雜，一度出現“誰都能搞設計、誰都能搞施工”的混亂局面，建筑質量開始下降。盡管經過整頓后情況有所好轉，但到今天，由于一定的利益關聯，一些開發企業仍然在包庇施工單位偷工減料、以次充好。雙方相互勾結的結果就是犧牲了建筑的質量，造成了建筑的使用年限大幅縮水。 

　　近年來，北京、上海的房價扶搖直上，漲得令人心驚。利益的驅使導致很多情況下，即使房屋質量沒有問題，開發商為了獲得高額利潤，也會人為“制造”建筑質量問題。 

　　一位房地產企業的老總則表示，房地產開發公司在建造項目的過程中采取“抽筋”的方式來減少建筑成本，已經是業內半公開的秘密。中國建筑協會理事長宋春華在一次高層論壇上明確表示，過分強調房屋外觀和布局，人為降低建筑材料的成本，是許多外表漂亮的地產項目的“軟肋”，也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軟肋”。 

　　一些開發商為降低成本，往往以犧牲建筑的某些功能，尤其是“超前”功能為代價。一些設計單位也越來越遷就開發商，即便是有心為使用者著想，也往往會因開發商的反對、設計時間的限制而作罷。 

　　有人說：“如果我們相信地產商的樓書，那么每個小區都是人間天堂了。”的確，不管開發商說得如何天花亂墜，我們看到和體驗的事實卻是，容積率越來越高，建筑密度越來越大，陽光、綠色和公共空間卻顯得越來越奢侈。最少50年的使用壽命理念對于設計機構而言早已淡化，很多建筑怪胎的誕生也就不足為怪。 

　　建設“大躍進”和不正當的政績觀，導致建筑領域的浮躁作風。一些地方領導總是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改變城市面貌，在城市建設上不講究質量、效果，只追求速度、表面形象。比如，部分城市的形象工程，由于領導追求任期內的政績，搞邊規劃、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程”，草草上馬，不少工程成為短命建筑。動機不純的政績工程和決策失誤是最大的浪費。 

　　由于城市建設者的眼光問題或受當時歷史條件所限，20年前的城市規劃與今天大相徑庭。原來建設標志性建筑或紀念物的地方如今要修路通車，或者由于時代發展已經落伍于現代人的審美觀念，這樣的老建筑只好遭遇“一拆了之”或“一炸了之”的厄運。 

　　不少地方政府一個階段的產業政策經常是“短視”的，往往停留在解決目前暫時的困難，未充分考慮將來和長期發展。 

　　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說，我國在近27年的時間里，走出了“傾斜突進式”和“壓縮式”的城市建設快速發展之路，走完了發達國家100年的路。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不斷拆除和重建，如今已開始拆除上世紀80年代的房子了。一些地方“臨時抱佛腳”建起來的廉價住房，往往又成為下一階段的拆除對象。 

　　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認為，與西方相比，我國城市規劃設計的水平還不是很高，常常只著眼解決目前暫時的困難，沒有充分考慮長遠發展，進而造成每一輪城市改造與擴張，往往要拆除大量正常使用的建筑物。 

　　洪可柱指出，“監而不理”也是建筑短命現象的誘因。施工環節的質量問題本可通過監理避免，但房地產領域廣泛存在監管不嚴現象，使得監理公司沒有起好第三方監督作用，使得“豆腐渣”工程蒙混過關。 

　　建筑物“短命”現象　需新法遏制 
　　有關專家認為，無論何種原因導致的建筑“短命”問題，都跟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不力甚至不作為息息相關。因此，根治建筑“短命”現象需要政府部門對工程建設各環節加強監管，將過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逐步過渡到嚴格依靠法規進行管理的方式。 

　　業內人士表示，除轉變監管方式外，要采取措施對建設工程的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管理。一個建筑從規劃階段起就應該在科學性和前瞻性上下功夫，使其符合所在地域的整體發展需要。在建設施工階段，要對施工企業采取全方位的制約機制，除了政府管理部門的制約以外，還要有工程保險單位、銀行、法律等多方面的有效約束。 

　　同時，提高建設從業單位的準入門檻，淘汰低水平的設計、施工隊伍，建立有序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競爭。除在建設過程中加強監督管理以確保建筑質量外，更要在建成后搞好質量驗收，并對其后期維護進行經常性的監督檢查。這樣，才可能杜絕建筑“短命”現象的發生。 

　　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陳萬志呼吁，應盡快出臺規劃法修訂版，以遏制“短命”建筑和城市歷史文化斷層現象的重復發生。 

　　事實上，1990年實施的《城市規劃法》已滯后于時代的發展。陳萬志指出現行法律中存在五大問題： 

　　現行規劃法在法律體系中定位是否準確。理論和實踐中很多人認為城市規劃法隸屬于社會法系的經濟法范疇，“構成了行政法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屬于經濟行政法的第四層次法。將城市規劃法放在”建設系統部門法“框架內，降低、減弱了其法律地位和作用。 

　　現行規劃法的計劃經濟法功能較強。現行規劃法行政管理法色彩較濃，傾向于維護行政權力，而沒有形成和體現公眾權利的法律觀念和公眾本位的法律思想基礎，對政府或政府部門的可操作性制約和對公眾、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保護性規定薄弱，忽視了城市規劃制定和實施的公共資源分配和使用的性質。一些規劃部門有時不自覺、不正當地成為長官意志或開發商的附庸，在規劃實施、管理中隨意、故意或過失侵害市民、行政相對人和利害關系人權益等問題。 

　　現行規劃法被學者指為一些條文不清楚、不完整。如第二十一條第六款規定，城市人民政府(和縣人民政府)在向上級人民政府報請審批城市總體規劃前，須經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審查同意。這種審查同意在法律上屬性不清。如理解為咨詢性則顛倒了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系；如理解為監督性，則此時監督無實質意義，因為此時的城市總體規劃是半成品，真正需要監督的對象和內容，是上級政府及其審定的城市總體規劃，但下級人大及常委會不可能對上級政府進行任何形式和意義的監督。此外，還應在法律條文中明確，在保護有形的、物質實體生活環境的同時，保護與居民精神生活、文化傳統有密切聯系的歷史環境和居民意向；明確市民參與的權利和意見反映渠道，使之走向制度化。 

　　現行《城市規劃法》對規劃執法權的規定重審批輕管理，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不嚴”的問題突出。現行城市規劃法沒有為規劃在市場經濟中的必要干預、控制、管理等活動提供嚴謹的法律依據，也沒有相應的、可操作的執法尺度。在城市擴張、經濟擴張和個體、單位利益驅動機制作用明顯的地方，如果有被管理者(相對人)違反城市規劃強行搶建的情況，按照現行處罰程序，從立案到法院強制執行的時間長，而且在整個執法程序中沒有法律強制手段對違法建設行為以及時制止。規劃執法部門如果迫不得已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自行采取強制措施制止違法建設，則影響執法形象而且可能要承擔法律風險。 

　　現行《城市規劃法》缺少越級的監督機制。原《城市規劃法》沒有交給規劃行政主管部門相應的權力去貫徹落實、檢查、監督和糾正規劃的錯誤。實際上是把所有任務都交給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只有總體規劃的審批權，把督察權丟掉了。 

　　為了有效遏制建筑“短命”現象的出現，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建議：要盡快研究修改《房地產管理法》、《建筑法》等有關法規。重點是統一建筑物的產權期限與其設計的自然壽命期限，即所有建筑物的產權期限都應規定為100年以上，從立法上遏制與糾正當前人為造成建筑物“短命”的行為，保護廣大所有者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