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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再生能源的技術發展是能源領域最新一輪的國際競爭，未來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裝備和技術，誰就擁有了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動權。”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心主任王仲穎如是說。 
    
　　在日前舉行的一次中國替代能源國際峰會上，與會專家提出，我們不僅要從國家戰略的高度重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時還要從國家財稅政策、企業投資機制等方面制訂相關政策，推助可能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 
    
　　發展可再生能源已成共識` 
　　隨著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日趨枯竭和環境氣候的不斷惡化，全球經濟發展正在遭遇嚴峻挑戰，中國經濟更是如此。 
　　
　　“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能源消費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經濟增長速度，能源和環境問題如果得不到很好解決，將會對我國未來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說，一方面，目前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接近50%，2020年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有可能達到60%至70%，這對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嚴峻挑戰；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能源結構中70%左右來自于煤炭，盡管政府近年來圍繞節能減排做了大量工作，但從長遠看，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仍不容忽視。 
    
　　“這就為清潔、高效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帶來了機遇。”石定寰說，我國能源戰略是節約優先，強調能源消費立足國內，并實現能源多樣化發展，改變目前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局面，大力發展包括水能、核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 
    
　　“國務院明確提出‘三個替代’戰略，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王仲穎介紹說，縱觀可再生能源在近、中、長期能源戰略中的地位，從2010年的補充能源，到2020年上升為替代能源，再到2030年成為重要能源，可再生能源技術發展是能源領域的最新一輪國際競爭，未來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裝備技術，誰就擁有了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的主動權。 
    
　　實際上，我國可再生能源發展潛力巨大。水電經濟可開發資源量4億千瓦，而到2007年底只開發了1.45億千瓦，不到1/3；風電開發資源量至少在30億千瓦以上，到2007年底才開發了590萬千瓦；生物只能目前可開發資源量在8億到10億噸標煤，而目前開發利用量僅僅是1500萬噸標煤左右；太陽能更是資源潛力無限大。 
    
　　“不僅具有資源優勢，而且中國的可再生能源企業也在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并在全球領先的供應商中嶄露頭角。”麥肯錫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徐浩洵說，相比許多成熟市場，中國有更低的人力成本、運輸成本、金屬價格，有更靈活的生產流程和簡單的設計。據統計，在太陽能發電行業，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比歐洲低25%到50%，在風力發電行業，中國企業的利潤是其他國家的3倍。 
    
　　財稅政策為可再生能源發展鋪路 
　　據財政部經濟建設司調研員查艾軍介紹，為解決可再生能源發展中存在的成本較高、風險較大、相關技術不成熟等問題，政府相關部門近年來陸續出臺了一系列制度辦法，初步形成了一整套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財稅政策體系框架，有力促進了可再生能源發展。 
    
　　首先是穩步推進非糧生物能源發展，對非糧示范項目在建設期給予適當財政貼息，竣工投產后，達到標準的再給予適當獎勵；二是積極支持風電產業發展，特別是針對我國風電發展存在的風能資源評價和規劃工作滯后、風電產業體系不見全、技術創新能力不強，以及關鍵技術和裝備以來進口等問題，財政部2006年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下發了《關于促進風電產業發展實施意見》的通知，重點支持風能資源評價、規劃編制、風電產業體系見識、產業化體系建設等基礎性工作；三是支持可在僧能源在建筑領域規模化應用；四是積極支持秸稈生物質能綜合利用。 
    
　　此外，我國在稅收政策體系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所得稅方面，將風力發電、太陽能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新建項目納入公共基礎設施項目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規定的范圍；將風力發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技術納入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并認定符合條件的可再生能源企業，依法享受有關企業所得稅減免優惠政策。 
    
　　關稅方面，今年財政部出臺了《關于調整大功率風力發電機組及其關鍵零部件原材料進口稅收政策》的通知，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對國內企業為開發、制造符合技術規格的大功率風力發電機組而進口的關鍵零部件、原材料所交納的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實行先征后退，所退稅款主要用于企業新產品研制、生產以及資助創新能力建設；同時規定，自2008年5月1日起，新批準的內、外資投資項目進口單機額定功率不大于2.5兆瓦的風力發電機組，一律停止執行進口免稅政策。 
    
　　積極尋求可再生能源投資機遇 
　　如何推進可再生能源健康發展？專家認為，政府應該對可再生能源給予適當財政支持，逐步建立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長效機制；企業則應加強技術創新方面的投資，提升技術含量，消除供應瓶頸，增強產業競爭能力。 
    
　　財政部經濟建設司調研員查艾軍認為，目前，政府主要應建立3個有效機制。 
　　一是建立成本分攤機制，在稅收、資金、價格方面給予適當支持，使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高成本由所有化石能源消費者分攤，以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二是建立風險分擔機制。油價變動是可再生能源發展面臨的最大風險，尤其近年來受國際政治形勢不斷變化、美元疲軟、投機加劇等因素影響，國際原油價格大幅度波動，使可再生能源發展面臨較大不穩定性。在缺乏穩定市場預期情況下，市場主體不敢貿然投資可再生能源，這就需要發揮財政的職能作用，建立風險分擔機制，穩定市場預期。 
　　三是建立研發投入機制。太陽能光伏發電、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技術含量高，其核心技術研發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就需要財政加大基礎研究與產業化的投入力度，為發展可再生能源提供有效技術支撐。 
　　“中國企業則應積極尋求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機遇，通過建立一體化的運營操作模式獲取回報。”徐浩洵說，“中國應通過系統研究和全面論證，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基礎產業和能源產業發展戰略，確定明確的投資重點，在供應鏈的瓶頸環節改變行業集中度高、閑置產能少的情況。同時，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塑造影響全行業的格局，創造影響全球的能源價格，為中國企業創造價值，達到世界、中國和企業三方共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