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會連續三年下行，經濟增速將降至7%甚至更低。
對于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長趨勢，有許多觀點。有人很樂觀，認為美歐危機已經過去，不會有“雙底式衰退”,中國能夠繼續保持9%以上的增長率；有人則認為中國經濟今后將進入“中速增長期”,即增長率會從前30年平均的10%左右下降到8%左右。筆者認為，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速會連續三年下行，經濟增速將降至7%甚至更低，但中國經濟會在2013年以后開始強勁反彈，并且在其后還會以9%的速度繼續高速增長15年。至少從“十二五”這5年看，中國經濟增長的運行軌跡既不是9%以上的高速曲線，也不是8%左右的中速曲線，而應該是一條“V”型曲線。
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到目前為止已經形成了龐大的供給能力，并且到“十二五”中期又是新的產能釋放期，這就在供給方面具備了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經濟增長的問題出在需求方面，新全球化的中斷使外需大幅萎縮，而內需又被國內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抑制。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矛盾性質的認識，目前可以說已經基本上形成統一認識，即從體制上看是分配差距拉大所導致居民消費率不斷下降，從發展上看是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導致城市人口嚴重不足，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過于巨大。因此“十二五”規劃中已經提出了要從外需轉向內需，內需要從投資需求轉向消費需求，并且提出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和加快城市化的要求。
問題在于，經濟結構調整需要突破許多重大體制障礙，并重新調整利益分配關系，這些事情到目前為止仍缺乏整體方案和具體實施方案。當然在一些方面已經起步，比如今年調高個稅起征點，但這僅僅相當于將居民消費比重提升0.3個百分，同新千年以來居民消費率下降12.6個百分點來說，是杯水車薪。
之所以到2013年中國經濟才可能到達低谷，是因為那時將是國內產能過剩矛盾最嚴重的時刻，也是國際經濟危機最深重的時刻，形勢將逼迫中國必須進行重大的結構調整。筆者預言，下一次中國再度走出低谷，一定不是依靠繼續擴張已經顯著過剩的現存供給結構，而是從分配關系和城市化這兩個角度入手，釋放出中國的內需，從而使中國經濟再度回到高速增長軌道。
因此對中國經濟，應保持“短期悲觀、長期樂觀”的觀點，因為中國經濟本身就是“短期過剩、長期不足”.拿城市化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達到4000-5000美元時只有三分之一的真實城市人口。之所以用“真實”兩個字，是因為在剔除2.5億農民工后，目前中國城市人口只有4.5億人。而若把中國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5%這樣一個與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相稱的程度，中國就會新增8億城市人口，幾乎是目前的兩倍。可以試想一下，在城市人口為4.5億的時候，用凈出口比重衡量的中國產品凈剩余，最高峰時也只有不到9%，如果城市人口是目前的3倍，中國不僅不會過剩，還會嚴重不足。
實際上，從長期看制約中國經濟增長的真正難題不是需求問題，還是供給問題，因為需求方面的問題產生于體制和發展戰略，這是中國可以自己決定改與不改、變與不變的事情，但是相對于未來15億人口的中國來說，為實現現代化必須消耗的資源蘊藏量是嚴重不足的，自己不夠只能到國外買，這就不是中國人自己能做主的事情了。新千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崛起，世界的資源供給已經走到了一個從過剩到不足的新階段，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國際油價從新千年初的十幾美元上漲到最高近150美元，其中雖有國際游資的炒作，但供求關系變化也是重要原因。
次貸危機的爆發使美歐等發達經濟體陷入長期衰退的境地，2009年發達國家整體石油消費第一次出現負增長，美國石油消費甚至倒退回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未來危機會繼續深化，發達國家的資源消費會繼續處在低迷狀態，而中國經濟卻會在未來15年內走完工業化道路。資源價格平穩給中國工業化進程帶來了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而能否把握住這次機會，就看我們是否能調整好經濟結構，為今后的長期高速增長釋放出需求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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