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很明確,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采取唯一最重要的政策。”成思危說。
“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誰都不愿意調結構。但在產能過剩、部門缺乏投資的情況下,企業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不調怎么行?而且GDP的結構比總量更重要。”厲以寧疾呼,調結構對當前的中國來說已經是生死存亡之道。
厲以寧認為,“要把經濟增長搞上去方法很多,亂采亂伐,經濟就上去了,但我們必須要調整經濟增長質量,把調整結構放在重要位置。”
當下中國經濟的出路已無異議:從依靠外需轉變為依靠內需;從外延型增長轉向內涵型增長。
提了很多年的經濟轉型、結構調整,必須從紙面的政策上落到實處。這當然需要決策者下很大的決心去推行。
其中,如何有效地擴大內需是問題的關鍵。
在成思危看來,提高人民群眾的購買力要有制度性的安排,收入和經濟同步增長,不要再減少國民經濟分配中人們收入的比例,工資和CPI掛鉤,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度推進信貸消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厲以寧強調,擴大內需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資的收入,但光這個還不夠,必須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政府一定要建平價出售的房子、廉價出租的房子,這是擴大內需的方法。
其中,“最大的結構要調的是什么?就是城鄉二元結構。我們的購買力之所以上不去,城鄉收入之所以有差別,原因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厲以寧認為,農民收入怎么能提高是當前最大的改革。
任玉嶺呼吁,要拉動內需,中國當前要迫切解決四大差距:區域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城鄉差距以及行業差距。
他回顧了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大幅提升的兩個時間點:一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這兩次危機使我們的經濟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當前的這一次危機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種機遇。”比如,會讓我們更好地啟動內需,調整結構。
當然,對于微觀的企業,挑戰雖多,但機遇也不少。當下,不少中國企業已經躍躍欲試,試圖進行跨國并購或是海外投資。
“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調研說靠抱團。國內有500家企業積極抱團,看哪個國家歡迎。單個民營企業出去是不行的,單個國企出去也會被認為中國有什么企圖,抱團出去就可以了。”厲以寧說。
魏建國持有相同的觀點,“當前我們要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政府搭臺,企業抱團走出去。” (中國磚瓦網 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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