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很明確，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采取唯一最重要的政策。”成思危說。
“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誰都不愿意調結構。但在產能過剩、部門缺乏投資的情況下，企業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不調怎么行？而且GDP的結構比總量更重要。”厲以寧疾呼，調結構對當前的中國來說已經是生死存亡之道。
厲以寧認為，“要把經濟增長搞上去方法很多，亂采亂伐，經濟就上去了，但我們必須要調整經濟增長質量，把調整結構放在重要位置。”
當下中國經濟的出路已無異議：從依靠外需轉變為依靠內需；從外延型增長轉向內涵型增長。
提了很多年的經濟轉型、結構調整，必須從紙面的政策上落到實處。這當然需要決策者下很大的決心去推行。
其中，如何有效地擴大內需是問題的關鍵。
在成思危看來，提高人民群眾的購買力要有制度性的安排，收入和經濟同步增長，不要再減少國民經濟分配中人們收入的比例，工資和CPI掛鉤，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適度推進信貸消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厲以寧強調，擴大內需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資的收入，但光這個還不夠，必須解決老百姓的后顧之憂，政府一定要建平價出售的房子、廉價出租的房子，這是擴大內需的方法。
其中，“最大的結構要調的是什么？就是城鄉二元結構。我們的購買力之所以上不去，城鄉收入之所以有差別，原因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存在。”厲以寧認為，農民收入怎么能提高是當前最大的改革。
任玉嶺呼吁，要拉動內需，中國當前要迫切解決四大差距：區域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城鄉差距以及行業差距。
他回顧了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大幅提升的兩個時間點：一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這兩次危機使我們的經濟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當前的這一次危機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一種機遇。”比如，會讓我們更好地啟動內需，調整結構。
當然，對于微觀的企業，挑戰雖多，但機遇也不少。當下，不少中國企業已經躍躍欲試，試圖進行跨國并購或是海外投資。
“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調研說靠抱團。國內有500家企業積極抱團，看哪個國家歡迎。單個民營企業出去是不行的，單個國企出去也會被認為中國有什么企圖，抱團出去就可以了。”厲以寧說。
魏建國持有相同的觀點，“當前我們要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政府搭臺，企業抱團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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