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一隅，靜靜佇立著一座石碑。數百年歲月磨平了石碑上的許多字跡，但一行字仍清晰可辨：“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于佛世尊……”。
這塊“布施錫蘭山佛寺碑”由中國明朝航海家鄭和于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隨船帶至錫蘭，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石碑用中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鐫刻著對佛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頌揚和敬獻。
時光荏苒。六百年前，鄭和船隊沿海上絲綢之路造訪這個“印度洋上的明珠”國家，云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六百年后，中斯兩國考古學家聯手實地勘察，用一把把洛陽鏟，對話絲路文明，探尋共同記憶，銘刻中斯文明交流的新豐碑。
600件瓷片“拼接”千年海絲路
“公元4世紀至5世紀后，南亞、東南亞和中國間的商貿往來愈加昌盛，這使得斯里蘭卡不僅成為印度洋上的關鍵貿易樞紐，還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一環。”斯里蘭卡考古學家蘇達爾尚·塞納維拉特納告訴記者。
2018年，上海博物館與斯里蘭卡中央文化基金會展開合作，共同研究斯里蘭卡境內古代海上絲路的相關遺跡遺存，深入探尋中斯貿易、文化、宗教交流歷史。去年8月起，中斯組織首次聯合考古，調查發掘了斯北部賈夫納地區的20余個遺址點，發現了中國宋、元、明、清等時期的陶瓷等遺物。
賈夫納半島與印度大陸隔海相望。史料記載，這里有著斯里蘭卡最早的港口。此次在賈夫納地區阿萊皮蒂遺址的發掘中，中斯聯合考古團隊發現中國陶瓷殘件600余片，時代多為北宋晚期。這些瓷片不僅印證了近千年前繁盛的中斯商貿往來，對研究當時中國陶瓷在海外的貿易和流通也具有重要意義。
據中方團隊介紹，阿萊皮蒂遺址出土器物以廣東地區的西村窯、潮州窯為大宗，器形有碗、盤、盆、碟、壺等。另有一種青白瓷唇口碗也較常見，可能為福建窯址的產品。
北宋后期，廣州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而臨近廣州港的西村、潮州等窯瓷器也借交通之便走向了包括斯里蘭卡在內的海上絲路沿途各國。此次在阿萊皮蒂遺址還發現了9片耀州窯青瓷碗殘片。耀州窯是北方青瓷名窯，位于今陜西省，這也說明精美的北方瓷器在當時外銷瓷中仍有一席之地。
“不僅在斯里蘭卡北部，東部、南部、中部等諸多地區都曾出土來自中國的陶瓷器碎片和硬幣。”塞納維拉特納表示，斯中考古合作大有可為。
一把洛陽鏟見證“同與不同”
在中國考古專家帶來的諸多設備中，斯里蘭卡同行對洛陽鏟尤其感興趣，他們此前未見過這種頂端呈“U”型的長鏟。
“洛陽鏟原是盜墓者所用，如今已成為國內考古探查的常用工具。我們用這種鏟子探取深層土壤，通過辨別土質、土色，能方便快捷地確認土地上是否有人類活動蹤跡。”中斯聯合考古隊員王建文告訴記者，一把洛陽鏟，恰恰見證了中斯考古方式的同與不同。
王建文說，探查地下情況是考古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步。斯方沿用的是英式方法，通常用探地雷達勘察地下情況，具有探測速度快、分辨率高等優點，但如果地下遺存為土質文物，探地雷達就會有些乏力，而洛陽鏟正適合這種“土中找土”的任務。
除了洛陽鏟，中國考古團隊還帶來了無人機、測繪儀等高技術設備。有了各種設備，再加上斯方團隊非常熟悉遺址情況，40天下來，雙方均覺得收獲頗豐。
中斯聯合考古項目中方領隊、上海博物館考古研究部主任陳杰回顧此次項目時說，中斯考古合作是兩國共建“一帶一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歷史上，兩國文明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相互交融，如今，我們有責任讓象征著文明交融的遺跡文物重現于世”。
千里考古路上的全球化與文明觀
今日的賈夫納街區，熙熙攘攘，一片祥和。而曾經，在曠日持久的斯里蘭卡內戰中，賈夫納是政府軍和反政府武裝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猛虎組織）的主要交火區，許多重要文物在戰火中損壞，當地考古工作一度停滯不前。中斯開展的聯合考古，對當地文物考古事業和文化建設具有推動作用。
如今，中斯兩國文化合作的腳步越邁越大。上海博物館已經和斯里蘭卡中央文化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考古發掘研究、專業人員交流、文物保護和科技分析、博物館展覽與教育等方面展開更多合作。
時任斯里蘭卡中央文化基金會總干事古納瓦德哈訥在簽約儀式上表示，雙方合作不僅讓斯方專家有機會了解中國考古的研究方法，也讓他們更好地了解中國燦爛的歷史文化。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考古人員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海外去考古？在王建文的一篇隨筆中，或許能找出若干答案：“在全球化的當下，如果我們想要有真正全球眼光，我們就要對中國以外的文化有真正深入而持續的了解。”
作別“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者向斯里蘭卡國家博物館二樓走去。5個展柜里擺滿了中國古代各時期的陶瓷器，吸引不少觀眾駐足欣賞。同樣，北部的賈夫納考古博物館和南部加勒的海事博物館都珍藏著眾多精美的中國陶瓷器。這些被喚醒的文物好似串串明珠，點綴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畫卷上，訴說和傳承著中斯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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