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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電聯動”治標不治本
“煤電聯動”是一種價格定價機制，從表面上看，遵循市場經濟運行規律，是發揮價格杠桿的調節機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但是， “煤電聯動”真的是一劑靈丹妙藥嗎？
反對意見是，將提高電價的理由歸結為緩解電廠虧損壓力是不合理的，價格不應當成為政府調控企業利潤的工具。早在2005年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張文學也對 《關于建立煤電聯動機制的意見的通知》提出過異議，他認為，煤炭和電力都是基礎性的能源，實行煤電價格聯動首先涉及到的是后續產業和產品的承受能力問題。目前煤炭市場供不應求，尤其是電煤價格大幅上漲，造成國內部分火力發電企業生產效益下降。但由于電價是政府管制，煤炭價格則基本上是由市場決定，未來一段時間煤炭市場持續的供不應求會使煤炭企業漲價的愿望越來越強烈，特別是國家難以直接控制的小煤礦，這將直接導致未來煤炭價格繼續攀升，無疑將引發電價調整的巨大壓力。
有煤炭行業人士提出，既然電價沒有放開，就應該對電力行業實行計劃經濟的管理辦法，在煤炭漲價時允許電廠虧損，再由國家財政補貼，就像當年的煤炭行業一樣，應該打破電力企業只能盈利不能虧損的思維。一部分電力行業人士也認為，在電力行業改革沒有完成以前，政府必須發揮 “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對電煤價格進行調節，如果因為電廠缺煤導致大面積停電，整個工業體系會發生怎樣的動蕩很難預料。
表面看來，實行煤電價格聯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煤電雙方的矛盾，但實質上是將煤電雙方的矛盾和經營壓力轉移給了其他行業。煤電價格聯動必將導致其他產品成本上升、價格上漲，在目前我國通脹壓力還沒有緩解的情況下，電價、煤價一起上漲，最終會影響到社會所有消費者，影響到各個行業成本的增加，尤其是將對占電力消耗70%左右的工業領域施加更大成本壓力，引發社會性物價上漲，增加推動通貨膨脹的因素。
出路或在改變 “發電配額制”
那么，除了 “煤電聯動”,是不是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緩解煤電矛盾？
一座座的拔地而起的電力大廈，以及讓無數國民質疑的電力行業薪酬，很難讓人相信電力也會 “窮”。記者調查發現，減少虧損的方法并非 “華山一條路”，如果發電企業和相關部門換一種 “做減法”的思路，降低發電耗能，改變計劃體制下的發電配額制，問題也許可以得到更好地解決。
上海外高橋第三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是電力行業內公認的低能耗、高效率的發電企業，這樣的企業應該多生產、多發電。但事實并非如此。據悉，該公司實際年產能在130億度左右，但是2010年度的合同計劃發電量僅有80億度，這意味著，該公司今年只能發揮60%的生產能力，將近40%的產能將被閑置，存在嚴重開工不足現象。
根據 “中電聯”認證中心的認證，外高橋第三發電公司2009年每生產1度電所消耗的煤炭量僅為282.16克，這比國際上最好的發電機組每度電還要節省近4克煤。相比全國平均水平，外高橋第三公司每生產1度電，則能節省煤炭60克。也就是說，如果今年能讓外高橋第三發電公司多發50億度電，相比較全國平均發電水平，由于外高橋第三發電公司每發1度電就能節約60克的煤炭， 50億度電就等于節省下了30萬噸煤，折合人民幣近3億元。但由于發電配額限制，這50億度電的配額就會分給耗能高的企業，這 “一反一正”相當于增加發電成本6億元。如此計算，全國每年因為低耗能企業 “吃不飽”,高耗能企業卻依靠發電配額 “混日子”,所增加的成本可想而知。
其實，早在2007年國家發改委、電監會等部門聯合下發的節能 《發電調度辦法 （試行）》中明確規定，應優先調度能耗較低的電力資源。但由于電力行業的管理權限分散導致無法推行，比如發改委負責電力行業的項目審批和定價，電監會負責電力行業的安全，國資委負責電力行業的人事管理，地方的經信委則負責煤電行業的發電配額問題，如果掌管發電配額的地方權力部門不放權、不調整，其他部門也就無從下手。
擁有先進技術和低排放的發電企業只能機械地執行配額，而高耗能企業卻依然能夠在計劃體制下安享 “厚利”顯然，改變這種落后的配額制，才是緩解煤電矛盾的可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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