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孫立堅告訴《英才》記者，中央已經意識到今年穩增長的重要性，雖然民間投資可能很難有起色，市場還是比較疲軟，但中央企業的投資可能會率先反彈。但政府對投資的支持不會像2008年那種力度，因為當前市場的心態比較平和，可以更加從容地布局一些戰略性投資，如教育、科研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超愚向《英才》記者表示，金融危機時刺激房地產可能是錯誤的，但現在和將來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很重要的一塊。這塊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狀況（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顯示，今年1月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收入同比減少67%），也傳來某種“利好”：銀監會正在研究有條件允許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延期償還方案。
企業轉型升級悖論
對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爭論，很大程度上源于將短期問題與中長期問題混為一談，但如果僅從短期來看，經濟增速持續低迷的狀態恐怕也很難進行產業轉型升級。
李迅雷認為，中國經濟未來一段時期還是需要投資而不是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因為中國人口流動依然很大，投資因此仍有很大空間，“現在要解決北京堵車的問題，你要是消費拉動就是增加更多的車，如果是投資拉動就是修地鐵、高架，這么比較，中國經濟到底靠投資還是消費？”
“之前我們想在刺激經濟的過程中培育一個新興產業出來，這怎么可能？新興產業本身就是一個冒險，只有在經濟情況較好的情況下，人們才敢做風險較大的投資，在經濟比較冷的時候，前瞻性的投資更不敢投了。”鄭超愚對《英才》記者說道。哪怕政府提供了財政扶持，也只是解決了企業前期的資金投入問題，并無法克服新興產業的高風險特性。
周德文更是向《英才》記者坦言，“有人說今年是轉型升級關鍵的一年，在金融危機來的時候也是這么提，當時還有一些企業走向轉型升級道路，結果這批企業死得還快。絕大部分中小民營企業是沒法轉型升級的，只能走向聯合提升的道路。”
如果現在倒逼這些企業轉型升級，那么這些企業的資金定然會從勞動密集的制造業涌向投機性更強的虛擬經濟，造成“產業空心化”，這也正是過去幾年所看到的。周德文認為，更切實際的做法是，倒逼、引導這些企業走向聯合并購，實現資源優化配置。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必須要讓實業特別是制造業有錢賺。
過去一年，全國稅收收入增長率高達22.6%，而同期的經濟增長率只有9.2%，同時貸款利率高企。因此，即使外需平穩，僅“高稅負”與“高利率”兩個國內因素就足以讓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喪失吸引力。
在孫立堅看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盲目轉型升級實際上是拋棄自己的優勢，然后拿自己的劣勢去參與全球競爭。現在要讓制造業恢復吸引力，短期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政府讓利——減稅。
貨幣謹慎松動
經歷了去年一年的政策調整，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出現了回落的態勢，一般預計今年中國的CPI會在3.5%以下。
近日，央行預計2012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率為14%，這個數值略高于2011年的13.6%，但遠遠低于2010年的19.7%和2009年的27.68%。這表明如果推高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這個因素可能不會特別突出。
李迅雷提醒《英才》記者，由于M2的存量高達85萬億（2011年G D P總量的1.8倍）是超常規的，需要時間去消化減少。因此，央行對貨幣的松動會比較謹慎，貨幣政策可能還是收緊的。另外，輸入性通脹也是央行不敢輕易松手的原因之一。由于當前偏多的M2，以及世界經濟疲軟、全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貴金屬價格可能還有上升空間，但生產性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會下行。
對此，姚景源的判斷有所不同——大宗商品價格總體看漲。因為，如果歐債危機始終解決不了，最終只有發票子，流動性肆虐勢必會推高國際有色金屬、石油價格暴漲；而如果世界經濟恢復了，全球有30億人口正在走向工業化和城市化，必然拉高大宗商品價格。
對于美元及歐美經濟政策走向，孫立堅認為，盡管弱勢美元是趨勢，但由于歐債危機的存在，美元實際上弱不了。鄭超愚也認為，即便推出第三輪定量寬松政策（QE3），美元也不一定走弱，因為這對美國經濟是利好。
一條比較符合邏輯的推論是，只要歐債問題不出現實質性好轉，它會減少全球對大宗商品的需求，同時推動美元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價格就很難向上，中國受輸入性通脹的影響也會較小。而歐債危機轉危為安，美元會隨之貶值，大宗商品將會進一步暴漲，給國內帶來更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
食品、農產品對中國通脹影響較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CPI中食品、農產品的權重較大，占到了30%（與居民收入中用于食品的比例相當）。姚景源認為，食品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與我國農產品流通體制的壟斷和不完善有關，需要通過改革打破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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